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睁开眼睛先看一看当天的空气质量指数时，“雾霾”一词已如影随形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与省环保厅厅长王成文面对面的访谈，天气问题几乎贯穿访谈全程。准备退休后将自行车作为自己主要代步工具的他，坦诚回应了雾霾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存在的问题，以及环保厅将做的努力。
身份转变 从首先考虑GDP的市长到不该批的项目坚决不批
华商报：作为曾经的汉中市市长，和现在的环保厅厅长，您能不能谈谈不同角色对环境保护的感受有何不同？
王成文：实事求是的说，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还是不一样，虽然我在汉中时，对环保问题也比较重视，但那时我首先考虑的还是发展、项目和GDP，不像现在对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位，现在更加考虑的是环保问题。
华商报：看来角色要做个转变？
王成文：这有个过程。我刚当上环保厅厅长的时候，环保部来西安检查，要求当时没有脱硫脱硝措施的西郊热电厂停工，我说这一停工恐怕要影响上千人的就业和几十万人的供暖。环保部专家说“环保厅厅长怎么能说这样的话”？现在干了这几年，我感到，有些项目确实不能上，可能批一个项目，企业交了200万，但是带来的污染2000万都治理不了。
华商报：有人说，现在中国环保的官最难当。虽然我们的蓝天数在逐年增加，可是一旦出现雾霾天，群众就会有怨言。您觉得委屈吗？是否有压力？
王成文：不觉得委屈，群众的期待对我来说是鞭策和激励。这几年来，我们在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力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当前的大气环境质量还不尽如人意，人民群众期待强烈，我非常理解，因为蓝天数量的增加，老百姓在晒“西安蓝”的同时，对空气质量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就像我小时候，很喜欢吃母亲做的腊八面，现在再吃却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其实面还是那个面，甚至用料更好了，但是期待值高了，要求就会更高。做环保工作虽然有压力，但我忙中有乐。因为环境治理的成果是最普惠的公共产品，是每个人都能平等享受到的，无论你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无论你有钱还是没钱。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环保部门的工作 还需要与其他部门配合
华商报：环保部门在环境保护中都要做哪些工作，和其他部门如何配合？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王成文：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众多领域和方面，只凭环保部门一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需要发改、工信、公安、国土、农业、建设、林业、水利等各方力量齐抓共管。《环保法》明确提出“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过去政府各部门之间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没有完全理清。环境保护监管主体的多元化和规范化建设之间缺乏协调和配套，造成监管主体林立，监管权力和监管责任分散，给环境监管造成混乱。特别是有些部门对生态优先、环保优先还没有很好坚持，没有严格履行职责，给高污染高排放项目开了绿灯，而作为同级环保部门，却无法给予必要制约。当一些企业出现环保违法问题时，容易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环境法律的权威性和环境执法的实效性。
华商报：那这一现状如何改变呢？
王成文：省政府已经印发了《陕西省各级政府及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明确了我省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所应履行的环境保护职责，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省部署，不断强化与相关部门的联系，不断强化环境监管和执法工作，促使我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十三五”要推进科学治污 精准降霾
华商报：2016年开年就遭遇了长时间严重的雾霾天气，不由让市民再次担忧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污染能治理好吗？
王成文：应当说，这个冬季与2013年冬季相比进步还是明显的。但是去年12月份以来，我省关中地区重污染天气频发，这不仅反映了治理污染的复杂性艰巨性，更说明了治理成效的脆弱性和阶段性。入冬以来空气质量出现反弹，主要是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入冬以来我省关中地区冬季气温偏高、湿度偏大的几率较大，易导致重污染天气频发；二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单位国土面积排放强度仍然较大，大气质量要有彻底改善，现有排放量基础上还要继续削减40-50%左右。三是我省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结构，不利于污染扩散，不利气象条件下，易形成污染累积，加重污染程度。
华商报：“十三五”期间，环保部门在大气治理上还将做哪些工作？
王成文：客观地说，近年我省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空气质量改善明显。2015年，西安市优良天数达到251天，比2014年、2013年分别增加40天、113天；重污染天数减少到19天，比2014年、2013年分别减少19天、48天；PM2.5浓度比2014年、2013年分别下降23.7%、44.8%。但随着治理工作的推进，进一步改善的难度在加大，解决大气环境短板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小。
“十三五”期间要下更大力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不断深化细化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减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六大措施。二是加大科技研究，加强对雾霾成因及控制对策研究，加快对源解析结果的分析应用，加速治霾关键技术装备的国产化研发，推进科学治污，精准降霾。三是加快推进“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对重点污染源实行最严格的监管，提高重污染天气下的应急能力和对违法排污的快速处置能力。四是加大督政力度，对各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定期开展督查，严格目标考核，强化责任追究。
我们坚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三秦大地的空气一定会再好一点，蓝天一定会更多一点，重污染天气一定会更少一些。请广大媒体和市民朋友继续监督并支持我们更好地做好治污降霾工作。
华商报：我们治污降霾有一项措施是，对违法排污企业的查处。但是在实际中，还会有些企业涉嫌数据造假，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王成文：首先，新《环保法》规定对严重数据造假行为入刑，这对造假企业就是个强大威慑。其次，从今年元旦起施行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对篡改监测数据的14种行为，伪造监测数据的8种行为和涉嫌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5种行为的判定，都有了具体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今年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检查数据造假。经过多年实践的各级环保部门，执法监测的水平是很高的，我们要和企业监测内容进行比对，并依据国家办法进行查处。
环保执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地方保护现象
华商报：去年咸阳一家企业因超标排污拒不整改，被要求缴纳罚款1580万元。这是我省环保部门根据新环保法开出的按日计罚第一张“天价罚单”，也是新环保法实施后全国最高的按日计罚个案罚单。这张“天价罚单”也被称为新环保法的“试金石”。在执法过程中，也有很多波折。您认为，环保执法目前还面临哪些困境？
王成文：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新《环保法》威力强大，任何挑战环保法律的违法行为，都会依法受到处理。新《环保法》的实施，严格依法、自觉守法将会成为常态。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当前的环保执法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环保立法和标准还存在空白点，比如，在土壤保护、核安全、化学品、第三产业、农村环保等领域还没有立法；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等制度的配套法规仍未出台。
二是地方保护还时有存在。部分地方仍存在唯GDP的片面政绩观，“先富裕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认识依然存在，加上“单纯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政绩观的推动，很多地区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囫囵吞枣、来者不拒，仍存在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现象。
再一个是执法队伍力量薄弱。从全省环境执法能力建设情况看，总体呈倒“金字塔”结构，省级相对强，而处于一线支撑地位的县级环保部门监管能力最为薄弱，无法满足日益繁重的环境监管任务。目前我省共有环境执法人员2558人，而目前进行排污申报企业有11408家，安康全市仅有环境监察人员68人。他们除了负责辖区内工业企业的日常监管外，还要承担环保专项执法检查，受理、查处信访投诉、核定征收排污费、应急处置等工作。
还有，环保执法人员还不能适应当前日繁重的环保执法要求。人员素质和环保业务能力需求极不适应。2012年全省县级环保机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工人，部分人员对本岗位业务不懂不专，有的连最基本的工作报告材料都写不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该为环境改善做出努力
华商报：作为环保厅厅长，您对公众环保意识的建立有何建议？
王成文：其实我们每个人既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大家都希望天变蓝，水变清，山变绿，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刚当上环保厅厅长时，上班路上经常观察路边的车辆，发现三成左右的车里都只有司机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几个人拼个车，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很多尾气的排放。
还有提倡大家过年少放炮、不放炮，有些人就不愿意，觉得不放炮没有年味儿，放一下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我们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几年来除夕夜的空气污染值会明显升高。
当然有些行为方式是从小养成的，我们倡导大家转变也有一定的难度。包括我也一样，我们这代人和现在年轻人受到的教育不一样，比较粗放。有一次我在野外，随手扔了个饮料瓶，就被我女儿批评了，说“你还是环保厅长呢，应该捡起来”。她说得对，但不是我不重视环保，而是环保的行为习惯还需要加强。这一方面需要自我有转变的意识，另一方面也需要媒体的大力宣传，引导公众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华商报：您能不能说说平时上下班是怎么出行的？
王成文：我本来是要骑公共自行车的，楼下就有，很方便，但是有压力。（笑）怕别人说环保厅长做秀。退休以后我打算市内出行更多地骑自行车。华商报记者 杜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