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药王山碑林探秘
于药王山上，于古柏苍翠之间，一处回廊式建筑内，陈放着70余通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碑石，这就是铜川的碑林。
“字体书法上的意义暂不说，最难能可贵的是其反映出的当时的世俗生活，几乎可以说是当地那一段历史的活化石。”药王山景区管理局副局长井小溪多年研学这些碑石。他说，保护和展示这些碑石如今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动用更多层面的智慧和力量来解决。
镶在药王山上的一颗明珠
6月底一个薄阴的夏日，来到紧邻耀州城区的药王山。拾级而上，大概因了连日的雨水，遍布山体的古柏愈发地青翠茂盛。正忘神于这些翠柏，随行的井小溪指着山阶旁的一处院落说：这就是碑林了。
跨进朱红色的院门，回廊从门的两侧伸出，整个绕着院落盘了一周，一座座碑石就置放在回廊下，或高大，或古拙，散发着历史的味道。井小溪介绍，这里存放着北魏至唐代的70多通造像碑，其中不乏碑石中的珍品。
顺着回廊往院内走，至院落最深处是一座畅厅大殿，里面密密麻麻陈列着数十通造像碑。“碑林的珍品都集中在这里了。”井小溪介绍，这其中有被称为“魏碑三宝”的魏文朗造像碑、姚伯多造像碑和张僧妙法师碑。张僧妙法师碑因其高超的书法艺术，还曾被当年来西安讲学的鲁迅先生看中，于博士堂古董店选走了它的拓片。
据说，整个碑林的发端还与这通张僧妙法师碑有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耀县（现耀州区）成立高等小学堂，堂长任师竹在县西文家堡发现了张僧妙法师碑，见其书法劲健秀美，遂移至小学堂。1935年，又从周围寺庙内迁移各种碑石，连同原小学保存的数块，统一集中放在县内“西仓”，命名“耀县碑林”，后来又迁址到于药王山公开陈列，就是现在的碑林。
药王山碑林在全国也小有名气，建成至今，前来拓印者络绎不绝。药王山景区管理局旅游科科长杜灵帕至今记得，一位日本妇女在药王山临摹造像碑的情景。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一天，她注意到一位中年妇女，背着一个画架一早就上了药王山，在碑林里一直呆到晚上要封山的时间才离开。更让她意外的是，第二天一早这位妇女又来了，又在碑林里呆了一整天。当第三天再看到这位妇女时，杜灵帕忍不住上前询问，原来是一位日本书法爱好者，闻药王山碑林之名，专程从日本赶来。三天时间，她临摹了碑林里差不多一半的碑石。
“现在还能记得她一个人静静地面对造像碑临摹的样子，就感觉碑林就像镶在药王山上的一颗明珠，吸引着喜爱它的人。”杜灵帕说。
民团团长倾家资收集碑石
如果说西安碑林是官办的，那么铜川碑林从一开始就有着浓重的“民办”味道。考证其发起，居然有多种说法，其中最有意味的却与当地一位民团团长有关。
这位民团团长叫雷天一，耀县名人事略中对其有记载。据记载，雷天一是耀县稠桑小王咀村人，民国时任耀县保卫团副团长。别看一身戎装，此人却心怀锦绣，除了耍枪弄棍，还爱习文弄墨，对碑刻有着特殊的喜好。民间传说只要见到好的碑石，他想尽办法也要搞到手，为此不惜倾尽家资。
据说，有一次，雷天一带兵野外拉练，时值一场暴雨过后，官兵们都淋了个落汤鸡。匆匆返回营地途中过沮河，就见河底一块碑石被洪水冲出。雷天一立马叫住急忙要回去的官兵，不顾洪水湍急开始打捞，这块碑石就是著名的毛遐造像碑。
在药王山的碑林里，华商报记者找到了这通碑石。碑石上部为开龛，内雕西方三圣。龛下分了三层，第一层为邑主等17人提名；第二层为香火、邑子等18人提名；第三层是发愿文。从发愿文中可以看出，造这通造像碑的是毛遐的夫人，丈夫去世，妇人思念成疾，于是“减割家珍，敬造石像一区。”
毛遐是《北史》中的人物，为当时三原豪右，虽家产“巨亿”，却心怜贫穷，“土地贫乏者多被赈赡”。史书记载，其“死之日，乡党赴葬，咸共痛惜”。井小溪介绍，北魏时期，古耀州和三原一带都被称为北地，当时佛教盛行，民间流行造造像碑，上到官宦富豪，下到平民百姓，都会为逝者造碑发愿，祈福他或者她在天国安乐。
毛遐造像碑刻成于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不久后，被突来的一场洪水冲埋进河底，直到大约1400年后，才被民团团长雷天一打捞上来，这才又重见天日。
三县邑子250人“众筹”造碑
“因为佛教的盛行，当时的社会上造造像碑蔚然成风，从一些现存的碑石上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风气。”铜川市政府研究室副调研员、中国玄奘中心研究员王赵民说，佛教信仰团体使用碑石记录他们的宗教信仰，这在我国北方广泛使用，尤其是北魏直接统治的地区，而最大的造像碑群就出现在古长安正北的耀州及相邻地区。
北魏由发源于东北水部和蒙古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当时实行的文化和宗教政事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从药王山碑林的造像碑石可看出，当时佛教发展情况和石刻雕法、文字及所雕人物、服饰、马饰鞍辔、车舆形制、交通运输、屋宇建筑的发展变化。另外，碑上所刻的州、郡、县、乡、里等名称，也是研究耀州历史地理的最直接的资料。
佛教盛行于北方各地，为什么在耀州及周边造像碑如此集中？王赵民介绍，这其实与药王山的地质特性有关。药王山多石灰石，这种石灰石发育良好，质地坚硬，最适宜雕琢。唐代时因山上产石扣之有铿锵声，如磬，还被称为磬玉山。碑林的70余通碑石以北魏、北周为主，还有少量隋朝碑石，其中佛教造像碑最多。
造像碑一般在一块长方形的石头上开龛雕像，再刻上供养人的题名、发愿文。“当时的佛教信徒通过造造像碑弘扬教义，向佛表达虔诚之意。造像碑上的供养人画像、雕像都根据现实人物所作，所以从造像碑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况。”王赵民说，当时，有的供养人为了表示虔诚，在雕像的边角或者侧面画上家族、亲眷和奴婢的肖像，刻上他们的姓名，像这样的造像碑占了碑林的碑石多数。
为了一通造像碑，在当时的社会还掀起过一场规模空前的“众筹活动”。这是一通“三县邑子二百五十人造像碑”，此碑为四面佛教造像，碑上标有南北西东四个方向，其中南面上部开方龛，内一佛二菩萨；北面上部开方龛，内一佛；西面、东面上部均开小龛，西面下部刻有发愿文；东面下部刻有供养人及题名。让人惊叹的是，这通造像碑的供养人多达250人！
该碑刻于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造像碑上的发愿文交代了造碑的背景。“雍州北地宜君、同官、土门三县邑子二百五十人等，识体非恒，尊崇寘果，减割家珍，造石像一区。”“该碑雕刻富丽细腻，是研究供养人宗教结邑组织形式的一个典型的实物例证。”王赵民说。同官即现在的铜川，包括三县的250人出钱、出力造此碑，在当时的社会已是了不起的“众筹”了。而从供养人姓氏看，绝大部分是西羌大姓、夫蒙，像这样沟通三县民众参与造像的行为，在其他族群中更是难得见到。
“姚碑”为“魏碑三绝”之一
进入碑林，大家几乎都能注意到一通造像碑，那就是“姚伯多造像碑”。它居在正厅正中的位置，与其他碑石的灰白色相比，它通身被拓打得乌黑发亮，一眼就能从众多的碑石中望见。
王赵民介绍，“姚伯多造像碑”的确是药王山碑林中价值很高的一通碑子，于右任先生曾对该碑赞赏有加，将其与“广武将军碑”、“慕容恩碑”称为“魏碑三绝”。1956年，陕西拓片首次在日本展览时，著名史学家武伯伦先生特意将它选中并获得了较高的声誉。近年来，各地出版社有多种版本印行，当地普通民众也知其大名。
“姚伯多造像碑”是一通道教造像碑。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所刻，碑高140厘米、宽70厘米、厚30厘米。供养人姚氏兄弟为内迁的羌族，其部族曾以渭北这一带为基，杀苻坚，取长安，建立后秦，姚伯多此时为部族道教的首领。该碑四面皆刻有文字，计有1200余字，字数之多在造像碑中是比较少见的。其书法堪称魏碑之奇珍，刻写不拘成法，信手而成。字形修短欹正不一，笔画方圆中侧互见，稚拙而富于天趣。从结字特点上看，它楷而隶，是我国书法由隶向楷演变的实物佐证。
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文学院副院长王维亚曾撰文称魏碑是“一意孤行的艺术”。他认为药王山上的北朝碑石的书法，既有魏碑的一般特点，同时又个性独具，应当是北朝书法的集萃之一，是北魏典型的代表。
“药王山碑林的魏碑书法，柔中寓刚，平和秀美，一如春日的药王山绿草茂盛，鲜花烂漫，洋溢着无尽的芬芳。”王维亚说，如果说这些魏碑果真为民间书写，那么也是那些民间圣手，处江湖之远，或许比庙堂之近更能接近艺术的本质，同时与飘逸的隶书结缘，注定也古雅之至。
如今不见“泪斑”但“碑残”依然
王赵民向华商报记者讲述了一段他个人与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老先生交往的经历。1999年，冯老来铜川参加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王赵民陪着他上药王山参观了碑林，老先生徘徊在一通通碑石之间久久不肯离开，称这里所藏的北朝石刻，是石刻中的精华，是宝藏。
“你想，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全神贯注地盯着碑石一看就是多半个小时，让人感动啊。”王赵民还说，2007年10月，他再次见到冯老时，冯老还叮嘱他说药王山的碑石非常珍贵，但是放得太挤了，人都转不开身子，应该要散开些。老人还说，等他身体慢慢恢复了，要把药王山碑林的拓片都找出来，每一件上面都想题一下，留个纪念。
除了冯其庸先生惦记的碑石存放太挤的问题，如今，在保护方面，药王山上的这座碑林也处处捉襟见肘。与西安碑林不同，那里的碑石稍有价值的，都被钢筋铁骨架着，大块玻璃罩着，而这里的碑林碑石都是敞开环境下存放，风吹日晒，加之人为破坏，到处能看见残缺的碑体。据说，以前稍稍付点费用就可在碑石上拓片。
上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避居药王山养病。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中，家国感受，加之自身困病，让于右任先生身心俱疲，正是那一通通碑石让他暂时逃出沉重。漫步于碑石之间，他写下了这首诗：“北去将何去，南还不忍还。迎春王翦庙，卧病药王山。柏老添香叶，碑残印泪斑。南军丛葬处，新月似弓弯。”
时间至现代，再看药王山的碑林，于右任先生的“泪斑”已不见，但“碑残”依然。（记者：张小刚）
网络编辑：王力
信息审核：王力